2007年4月30日星期一

李凌松-干细胞研究及其伦理问题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2001
年,连不炒股的人都知道,全球的股市是一片的萧条,箫瑟秋风,但是唯有干细胞这种概念股一路走红,干细胞研究到底是新技术的神话呢,还是美丽的泡沫?那今天呢,主持人阿忆给大家请来了北大干细胞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凌松博士。好,有请李凌松上场。

    
李凌松:您好。

    
主持人:节目组要求我做这个节目一定要穿西装,您特意不穿西装吗?

    
李凌松:没有特意不穿西装,是因为我不太习惯于穿西装,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更随便一些。

    
主持人:有两种行业的人不爱穿西装,一种是比尔・盖茨那样的,跟电脑、跟网络有关的人,有一种说法说,研究干细胞、研究细胞、研究微科学的人是有意的不穿西装。

    
李凌松: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是入乡随俗吧,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在美国做研究时间长的话,包括在国内,你发现做研究的人,往往是不修边幅的,这也是我们经常做科学家的这么一个宣传,喜欢这么个形象。但实际上倒不是刻意的去这么追求,实际上就是说,确确实实呢,穿这种休闲服感觉很舒服,工作起来也方便。

    
主持人:如果你们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人总是西装革履的话,你们会怎么想他?

    
李凌松:今天要到"世纪大讲堂"了。

    
主持人:是这样,好,咱们言归正传。小的时候,我是比较爱看《西游记》这样的神话的,爱看《西游记》的孩子们都知道,孙悟空是拔掉身上的一根汗毛,一吹的话,就会诞生好多小孙悟空,据说您这种干细胞研究,也能使人在很大程度上,像孙悟空一样,身上取下一个他的干细胞,怎么一制作,就制作出一个新的人,或者这个人身上的一部分。

    
李凌松:这么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不过,其实有好多东西也蛮形象的。干细胞呢,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没有分化好的这么一种细胞,就是人才一开始,从一个受精卵,受精卵就是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个体,是一个不断细胞增殖分化的过程,而干细胞呢,就是那些还没有完全分化的这些早期的这么一种细胞。有这么两种特性的干细胞,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比如孙悟空的汗毛一样,它呢拔出来,这个干细胞它本身呢,可以在自己的体外,一直自己变自己,自己复制自己,就像孙悟空的汗毛自己变自己一样,这个特性,我们在干细胞的研究上呢,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自我复制这么一个特性。

    
干细胞呢,还有另外一种特性,这个特性就像刚才您说的,它不光能自己变自己,孙悟空拔汗毛还能变成猪八戒、还能变成唐僧,还能变成其他东西,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干细胞呢,也有这么一种特性。

    
主持人:说明《西游记》根本就不是神话,它就是早期科学呀。

    
李凌松: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种说法它当然不精确,只是形象的做了这么一个比喻。

    
主持人:我有一个特别浅显的问题想问您,这个干细胞从人的身体上什么部位可以提取出来呢?

    
李凌松: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干细胞本身来讲呢也不是一种细胞,它是这么一类细胞。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有那么两个特性的细胞都是干细胞,但实际上呢,干细胞也分了这么几种,要说到从哪儿来呢,就要先说,当然是,你是说的是指的是胚胎的干细胞呢,还是属于成体的干细胞,成体的干细胞也叫组织干细胞,顾名思义呢,成体干细胞、组织干细胞就指,人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样呢,从你的不同的组织里呢,都可以提出来在这个组织里存在的干细胞。

    
主持人:像我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我身上应该没有那种胚胎干细胞了吧?

    
李凌松:胚胎干细胞是没有,胚胎干细胞因为刚才我还没有讲胚胎干细胞的来源,我刚才讲的只是成体干细胞。作为胚胎干细胞,它的来源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两个途径,有两个自然的途径,一个途径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从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个体,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细胞的分化的过程。从一个受精卵、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因为细胞的生长方式就是分裂,完了分化。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变成四个细胞,这么一个几何积数的增长,到了差不多100多个细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细胞就形成了一个像戒指一样的状态。

    
主持人:现在我们了解了您的学问,但是还不大了解您的个人,您上本科的时候,是在哪个学校度过的岁月?

    
李凌松: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在吉林大学毕业的,所以您说了我原来并不是北大的,等于是我吉林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在军事医学科学院读的硕士生,我是在90年代初到美国的留学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是您在美国读的博士?

    
李凌松:对,在美国的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主持人:是不是在西雅图的时候已经开始研究干细胞了?

    
李凌松:我的干细胞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西雅图毕业以后呢,到了斯坦福大学以后开始的。当时呢,实际上我一开始做的研究并不是干细胞的研究,我在最早的研究是做分子免疫学,是研究人的免疫系统的其中一种细胞叫淋巴细胞,这个T细胞呢,叫T淋巴细胞是怎么被激活的,怎么能够有功能的,在研究的后期呢,我们研究更深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些免疫系统这些细胞是怎么记忆外来的这些侵入者的,它怎么记忆的。我们知道人的记忆是通过大脑记忆,而细胞也是这样,有它记忆的机制,在研究作为免疫的淋巴细胞的记忆的时候,我们感觉现在的一个模式,认为是一个叫做幼稚的细胞经过抗原刺激以后形成了这么免疫记忆的细胞。

    
主持人:那您回到北大来组建现在的这个干细胞研究中心是哪一年?

    
李凌松:等于是1999年末,当时是我一开始准备回来是1999年末,最终真正的人回来以后呢,是2000年的4月份,等于是去年的4月份回来,回来的其中一个使命,就是在两校合并以后,就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以后呢,筹建合并以后的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

    
主持人:好,离开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回来中国的时间也并不长,这样的情况下我得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干细胞研究,中美两个国家到底差异有多大?

    
李凌松:这个话题呢经常会有人问到,我觉得这个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呢,中国现在做科学研究发展有一个提法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要找到能够和国际的前沿能够比较接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干细胞呢,正是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和国外研究比较接近的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干细胞研究呢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三年的事情,这个标志性的成果就是由于199812月份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第一次报道了可以在体外培养人的胚胎干细胞,就是1998年的12月份。所以说,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干细胞研究,干细胞生物工程这么个学科,实际上是从199812月份,也就是1999年,才开始真正的形成。

    
主持人:好,我们马上要听您呢对这个新学科进行一个讲演报告,讲演报告的名字叫做"干细胞研究及其伦理问题"。好,有请。

    
李凌松:要讲到干细胞本身呢,我觉得我可以谈得非常的流畅,因为这是我自己在做的研究,说到干细胞伦理呢,说实在话我不是一个内行,但是呢,因为干细胞研究呢,本身是你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很多伦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不面对它,谈出我们的看法来。

    
李凌松:我把它分成这么三块吧,第一个就是说,干细胞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演绎,到底什么是干细胞,讲得再仔细一些。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说,干细胞到底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有应用的前景,说它有应用的前景,举几个例子来。第三点呢,我再回归到了一个关于生物伦理,还有一个我们遵循的法则,这么三部分呢,再做一个稍微详尽的这么一个阐述,好不好?

    
我喜欢讲第一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讲到干细胞这个概念,我刚才讲了,是最近三年才热起来,才是个新兴的学科,但是实际上干细胞这个概念,其实倒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要追踪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最早呢,干细胞的研究实际上是从血液病开始的,就是当时的一个血液病,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叫做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是怎么一个疾病呢?就是说人的造血系统受到了障碍,所以说这些病人呢,血液,血细胞呢就没有办法生成,而这些病人没有血细胞,这个病人呢,就像现在的艾滋病的病人一样,他没有免疫功能,因为大家知道,血液系统除了红细胞提供人充分的氧气,来提供氧气和营养给各个组织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免疫功能,在造血系统里呢,有白细胞、有淋巴细胞,这些细胞都是一种免疫活性细胞,起的功能呢就是防御外来的病原菌对人的侵入,如果说你的造血系统受到障碍以后呢,你的造血系统不能够再形成这样的细胞以后呢,以前生成的这些细胞都会死亡的,因为它的一个代谢周期大概在体内呢,这个细胞如果说从产生到死亡大概就是经过三四周的时间,这个细胞都会死亡的,必须源源不断的重新制造。而如果造血系统受到障碍以后呢,这些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胞都会减少,其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说淋巴细胞和这些免疫细胞产生障碍,它一旦产生障碍以后呢,我们人体就失去了一个保护的屏障,就是你的外源菌的侵入呢,就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反击系统,这样呢,受到感染以后人就会死亡,艾滋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当时呢,在50年代就是研究,那个时候已经清楚了人的造血细胞都是从骨髓系统来的,骨髓也是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这是血细胞生成的地方,当时研究说,既然是你这个造血系统发生障碍了,那能不能把另外一个人的骨髓给你移植进去,来治疗这种疾病呢?当然了,这种疾病的治疗过程本身是一个实验治疗过程,本身就是探讨这种疾病的发生过程,当时大家都在做,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一个著名教授叫做唐汤姆森,唐汤姆森现在还在,80多岁了,他是最早在50年代,1957年开始做,就是给狗做,他就是本着这么一个精神说,既然你是造血系统受到障碍了,我把另外一个狗的骨髓移植进去,看看能不能治疗这样的疾病,从狗做一直最终做到人,他一直连续做了差不多10多年,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65年,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个报道了利用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疗了第一例的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正是因为他这种杰出的工作呢,开创了干细胞研究的先河,所以说干细胞的研究最早呢,是从血液系统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研究最透彻的一个系统。也正因为他的杰出的工作,他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唐汤姆森教授,现在在血液系统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奖,也叫唐汤姆森奖,就是专门鼓励在血液科、血液病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人。

    
那么说,已经有了这么三四十年,这么一个历史,为什么最近三年又重新热起来呢?我刚才讲过,实际上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有那么几项大的技术性的突破,这个突破有很多,我想举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这个代表性的是1998年的12月份,美国的威斯康新大学的吉姆斯汤普森教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吉尔哈特两个教授,他们分别呢报道了,可以在体外培养人的胚胎的干细胞。你们会问说,那在体外可以培养人的细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但是,在体外培养人的胚胎干细胞,这确确实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说胚胎干细胞具有刚才一开始开场白里讲的这么两个特性,它可以作为一个种子细胞,也可以让它变成你所需要的细胞,所以说呢,你要证明胚胎干细胞确确实实,能够变成你体内所需要的功能细胞,利用它来治疗疾病,一个基本,要做这方面的研究,要确定这件事情,你首先必须呢,有充足的细胞来源来做这件事情。过去呢,因为胚胎干细胞呢在体外没办法培养,拿到以后在体外一养就死掉了,所以你只是停留在理念阶段,不能够真正的利用这种细胞,利用胚胎干细胞作为研究素材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更谈不上利用胚胎干细胞作为治疗来进行在临床上的应用。所以说呢,提供充足的胚胎干细胞来做这方面的研究,来尝试临床上的治疗,这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而唐汤姆森教授呢,他们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呢,找到了一个在体外能够培养人的胚胎干细胞的方法,这个呢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这是它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呢,实际上是一年以后,是在1999年的12月份,是美国的一个女科学家,叫玛格丽特古德尔,她是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当时她实际上也是个非常年轻的教授,她是在MIT(麻省理工学院)受过教育,她毕业以后呢,就到贝勒医学院就做一个助教授,她当时做的一个研究非常有兴趣,就是说,因为按照传统的观点呢,就是细胞呢,人的生命现象是单向的,就成为一个,从母亲的体内生出来以后呢就逐步走向死亡,你不可能再回去,你不可能往回退,所以人的生命现象是个单行的。所以,过去的人认为,细胞的生命现象也是单行的,就是细胞经过分裂形成一个新的细胞以后,这个细胞就不断的分裂、分化下去,最终走向死亡,因为它是单向的,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大概念的背景下呢,一般认为,一个个体的发育过程,就是说细胞分化到相当的程度以后呢,就不能变了。我把这个话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从胚胎干细胞一直分裂分裂、分化,比如说变成了,有一天它变成了一个造血的细胞了,它就只能变成血液的细胞,它就不能变成神经细胞了,它就不能变成其他组织的细胞了,一个神经细胞,最后就只能在大脑里,或者外走神经里生存,它最后就不能变成肌肉细胞,也不能变成血液细胞了,就是这么一个不能变、不能跳槽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而这个玛格丽特古德尔就觉得,她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挑战的,为什么?她就想,既然干细胞有这种分化的潜能,它可以变成超过一种以上多种细胞,她说可能在一定的水平、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应该可以变来变去,所以她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她就用小鼠,纯种鼠,把它拿来以后分成两拨,分成两拨呢,一拨呢,就用人为性的用放射源照射它,把它的骨髓细胞全部杀死,杀死以后呢,这个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造血系统,没有造血系统呢,这个鼠呢,血液里面的细胞就都没有了,这些鼠呢,只能把它养在实验室里无菌的条件下,它才不死亡,她把另外一些鼠呢,就是把它处死以后,就把肌肉给分离出来以后呢,就利用她在MIT的时候建立的这种方法,就是从这种肌肉组织中纯化了肌肉的干细胞,她把这个肌肉的干细胞呢,把它纯化以后呢,就把它移植到了这个受体鼠,就是刚才放射照射的这个鼠的这个血液循环里面去,他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我分离的肌肉的干细胞,我打到老鼠体内,它能不能变成血液细胞,就是这么一个基本观念,她想挑战经典的这种细胞分化到一定地步呢,就不能变,不能再横向变化这么一个观点。结果她对实验非常非常有兴趣,结果最后发觉,确确实实,在干细胞的水平,就是细胞已经完全分化以后就不行了,但是在干细胞水平,肌肉的干细胞确确实实可以变成血液细胞。

    
她这个研究,199912月份在这个美国科学院院报一发表以后,好多实验室都来重复这个实验,看看到底这是不是真这么回事,因为非常轰动,结果一发觉,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首先呢,不仅是肌肉的干细胞可以变成造血细胞,结果发觉造血细胞也可以变成肌肉细胞,造血细胞也可以变成神经细胞,造血细胞也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好多种细胞,所以说,这个一下子就发觉,就是说在干细胞水平,这种细胞的跳跃性,细胞的横向分化的现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主持人:李老师,我忍不住要插一句,这个造血细胞跟神经细胞来回变,是不是就是神经病了?

    
李凌松:那不是神经病了,神经病是由于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死亡或者神经细胞功能异常,造成了一个行为,一个行为的变化,一个疾病,这个变来变去呢,不是一个(神经异常),是它有可塑性。举个例子吧,这个例子怎么举呢?就是说人呢,他从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去,你不能因为说他是一个神经病,你是说他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呢,鼓励了这些人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他自己的长处,选择他自己最喜欢做的职业,干细胞呢,可能也就是说,人们发觉它,过去认为它就在一条线上走到黑了,现在发觉在体内的这个市场条件下,它可以按照需要变来变去,可以这么说,这么一个观念。

    
第二个时间呢,我就想说一下这个干细胞有个研究的特点就是说,我的第二部分讲一个主题就是说干细胞作为一种生命科学的研究,它和应用结合得非常的紧密,为什么说它非常紧密呢?就是因为干细胞这个定义,本身是个描述性的定义,如果再重复一下的话,它的定义有两点,第一点它可以自我复制,所谓自我复制在体外可以一直长,同样的细胞可以在体外一直生长;另外,它可以变成好多种不同的功能细胞,这就是干细胞。那么你怎么证明你这个细胞真正是干细胞呢?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试金石,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咱们经常这么讲,而干细胞的检验最好的标准是什么呢?你把它放到体内去,你看看它是不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细胞,并且是不是有生理功能。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你把它放到体内去本身就是个实验性的治疗,所以说它的研究和应用就紧密结合,这是从理论上这么讲。另外呢,从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199812月份,从汤姆森在体外培养胚胎干细胞和1999年的玛格丽特古德尔发觉干细胞的横向分化,这样干细胞的技术成熟,干细胞的新兴学科的成立是从1999年开始的话,从2000年就已经有好多的报道说明利用干细胞,来治疗疾病的例子就出现了。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呢,可以用瑞典科学家做的一个帕金森式综合症的治疗来做一个说明,大家都知道帕金森氏综合症是一种神经疾病,这就是神经疾病,这个神经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人的中脑区的一些神经细胞死亡了,这些神经细胞在中脑是干什么的?它是分泌一种蛋白质,不叫蛋白质,是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这个神经递质实际上不是蛋白质了,是叫做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是一个神经递质,对人体的这种功能呢非常有作用。在中脑区呢,这些细胞死亡以后呢,这个人,就是由于这些死亡以后,没有多半胺这种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后呢,人的运动就会产生障碍了。

    
而瑞典这个医生,他当时就想说,既然是你脑里缺分泌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的细胞,所以呢,他就利用这种流产的胎儿,在相应的脑区给细胞分离出来以后,就做了手术,做了一个移植,结果移植以后呢,就发觉呢,这个病人症状就全部缓解了,一直跟踪了八年,这个病人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到了1999年以后,干细胞的概念出现以后,神经干细胞概念出现以后,他就反过来问,那我当时移植的细胞都是什么细胞啊?那现在我们做神经干细胞研究知道,就是说对流产的胎儿来讲,在中脑就可以分离到神经的干细胞。所以说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实际上是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应用走在理论的前面,到现在为止这个研究已经十年了,就发觉利用神经干细胞呢就可以确确实实移植,来治疗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说,它的应用确确实实和研究结合得非常紧密。我呢,第二个部分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确实作为一个特点,它紧密结合,当然了,我说这番话的含义是不是说,干细胞现在已经能够广泛的应用到临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治疗,就像报纸上吹的,能不能在体外就随便克隆器官了?实际上这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大家想,上海的曹益林教授可以在体外长一个耳朵,但这只是个形状,在老鼠的身上长一个人的耳朵,这只是一个形状,但你要想想真正在体外长一个器官,所谓器官,要有正常的血运的分布,要有神经的支配,这绝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是一个系统工程。也不是光干细胞能够完成的,又需要组织工程、干细胞,还需要好多生物工程、好多方法的,好多领域的一个共同协作,我想这个,未来我们希望它能够成功,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日期,说多会儿能成功,还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梦,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梦能够实现在未来。作为应用这块我就讲到这儿。

    
第三个部分我又回归到作为干细胞研究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生物伦理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对于做干细胞研究的人来讲,需要一个生物伦理的一个指导,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指导部门也应该积极的推动干细胞的立法,能够让它迅速的有法律,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样我们做从事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才能够在这个规则下放心、大胆的去做。否则的话,在一些区域里呢,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所以说呢,我们也积极倡议,我们国家的主管部门、立法部门积极地把干细胞研究的一个规则设立出来。这样子呢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和国际、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同行的交流,我们才有说道,否则的话你去交流,人家说你们是怎么个做法,和我们的一样不一样,你们什么个规定,这样你就没办法交谈、对接,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的交流。这个实际上今年上个月的英国代表团,干细胞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觉得非常庆幸的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主管部门已经在着手这件事情,已经组织各方专家也讨论过好多次了,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就有一个专门的立法,关于干细胞研究做出一个规则来,我们希望在这个规则下来,积极的进行干细胞的研究,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推动,才真正的推动干细胞的研究。

    
主持人:好,谢谢李教授,接下来呢,咱们首先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名字叫"等你等到花儿谢",他说"我老妈有糖尿病,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得了糖尿病,这一辈子也就交代了,听了圣凯诺・世纪大讲堂我才知道,干细胞研究有可能彻底根治许多不治之症,在这里我想得到李教授的明确答复,第一,第一个问题,通过干细胞研究治愈糖尿病是天方夜谭,还是真实的人间故事?如果是真的,我准备现在就开始四处寻找大冰窖,把我老妈冻起来,等到东方破晓;第二,第二个问题,通过干细胞法,治疗糖尿病的医疗费用是多少,我们老百姓能否承受得起,要知道我可是先花了一大笔钱冷冻了我妈,等您的技术完善了,我还得花一笔钱把她老人家再化开"。两个问题,第一是天方夜谭,还是人间故事;第二,费用是多少?

    
李凌松:我来回答问题,这个首先我觉得不是天方夜谭,应该是一个人间故事,这个故事呢,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应该是实现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糖尿病这个疾病,是因为人体的胰腺里面有一种细胞叫β-细胞,这种细胞呢,它可以分泌胰岛素,大家都知道胰岛素是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它用来调解人的血糖代谢的,胰腺的β细胞死亡以后呢,没有胰岛素了以后,血糖浓度就持续升高,血糖浓度高了带来很多问题,糖尿病晚期好多并发症我就不一一说了,这是个医疗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可以利用干细胞把它治疗,这个呢实际上在动物模型已经获得了成功。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呢,在2000年的有个非常著名的杂志叫《自然医学杂志》上已经发表文章,他们利用糖尿病的一个模型鼠叫NOD鼠,他们就按照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做法呢,确确实实从头到尾走了一圈,首先呢他们从正常的鼠的胰腺组织中,分离到了胰腺的干细胞,拿到这种胰腺干细胞以后它在体外就培养它,给它不同的条件下让它诱导,让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他发觉呢相当的细胞可以分泌胰岛素以后,他就把这些细胞呢又移植到了这种糖尿病的鼠的体内去,结果就发觉移植以后呢,确确实实就能够使得糖尿病鼠的这种血糖浓度和正常鼠一样。这个是已经文章也发表出来了,所以说从动物的模型上最起码已经证明了,确确实实说胰腺的干细胞,这么一个移植技术可以治疗糖尿病。

    
那么作为人怎么样呢?作为人呢,人的胰腺干细胞就是说,目前分离有零星的报道,但是呢,真正的拿到人的胰腺干细胞在体外能够增殖,现在还没有报道,就是说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从理论上讲,也应该同样可以实现。相对来讲,对于糖尿病来讲呢,体内的,像这种疾病就是体内缺乏一种细胞,或者有一种细胞死亡了,或者缺乏一种活性的因子,比如说胰岛素,像这种疾病利用干细胞技术治疗呢,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适应症,这个实际上我们干细胞中心也在尝试这方面的研究。

    
主持人:费用是怎么样?方法是好的,费用怎么样?

    
李凌松:费用的问题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不是专家,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只有进行了人的真的临床的治疗,你才能知道真正的费用,这个费用因为不光是一个你作为一个研究的费用,住到医院里到底病床多少钱,用药多少钱,还有好多系统的问题。

    
主持人:估计这个费用是小不了了,他还得把他妈冻上,还得把他妈化开。

    
李凌松:他妈冻上,他妈化掉,这个应该不属于我们这个费用问题,这是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就这个干细胞技术本身来治疗疾病,如果把它成熟完善以后,我们认为是,成本应该不是很高,因为一旦有了种子细胞的话,能够在体外都能要多少细胞就有多少细胞的话,实际上你的这个费用实际上是你研究的费用的一个成本计算进去,实际上本身并用不了很大的钱。当然,我不知道到底多少钱合适,但是我觉得呢,应该真正的干细胞技术成熟以后呢,应该是使得费用越来越低,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这才是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费用越来越低,前景越来越好。我就建议这个网友把他妈多冻一段时间,费用会降低很厉害。

    
第二位网友呢叫"第十三舰队代提督",他说"李教授曾说过,克隆人不如在人体外克隆某一个器官更有意义,理由是克隆器官可以直接移植到患者身上治病救人,伦理道德上比较简单,比克隆人更容易得到社会理解"他说这是您说的话,可是我觉得,网友觉得,克隆器官也一样会造成不公平,如果您给您身边的这位主持人克隆出两只眼睛,分别安在他的两只耳朵那地方,那其他主持人要靠余光看到大讲堂两边的摄像机,而他,这小子,这个带着深度眼睛的家伙不用左右摇头却可以轻而易举的看到一切,或者您给自己再造一个心脏,外挂在您的体外,体内的心脏疲劳了就用体外的,这样交替着,不仅平常不用休息,最后您连死都不可能了,这难道不是伦理道德问题吗?

    
李凌松:我想分两方面来回答这个读者的话题,我觉得他讲的好多都带有这种科幻小说的意思。我们所谓的器官克隆就是针对着人体克隆来讲的,就是说,这是个理想状态,首先从技术上讲呢,现在还没有办法实现,还是个相当遥远的梦,当然我们希望它最终能够在体外克隆器官,就是人拿到干细胞直接长成一个心脏,长成一个眼睛,我们希望它这样,希望这样以后呢,当然我们之所以有这么样的器官克隆,不是因为再给你做两个心脏,不是再让你长四只眼睛,是让你的两个现在的眼睛如果失明的话,给你替换进去,就是说我们还希望是在一个维持我们现在人的概念的前提下来进行这样的器官的替代。

    
主持人:这位网友还嫌我眼睛不多。

    
李凌松: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所谓克隆器官这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就是你怎么能够让细胞,就是光长成某一个器官,不发展成别的细胞,这还是个非常复杂的,带有争论性的问题。所以说呢,和伦理问题怎么挂钩呢,这肯定也有其中的伦理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清楚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网友,谢谢他的关心,当然我觉得他的思维呢有点匪夷。

    
主持人:看《西游记》看多了。

    
李凌松:,看多了,老想四只眼睛。

    
主持人:好,这位妹妹。

    
众:在这个干细胞的研究当中,您刚才说,就是说这个干细胞的分化过程中,把它在体外培养之后,它可以分化为其他的细胞,那么,我们知道在细胞成长当中它的微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您怎么能够保证在我克隆出来的,就是这个干细胞这个分化当中,它的成长和我原先的微环境是相同的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说干细胞克隆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就是因为它要用到胚胎的干细胞,那么很多人都在反对这个,尤其是在国外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刚才您也说有一些分化程度比较高的干细胞,比如骨髓干细胞或者神经干细胞,它们也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进行一些转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细胞,而还要去用那些低分化的胚胎干细胞呢?这样我们不就可以避过这个伦理问题了吗?

    
李凌松:好,既然说这个成体干细胞也可以变来变去,那我这里从成人病人本身来拿细胞这多好啊,为什么非得用胚胎干细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讲就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可以从成人中分离出你的某一个组织里的干细胞,但是呢,这个干细胞呢,拿到这个细胞以后,往往细胞数量是非常少的,使得这些细胞在体外能够长得充足的量能够供移植使用,这还需要相当的技术突破,这个目前对于成体干细胞来讲呢还非常的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拿到了你这个成体干细胞呢,你让它按照你的意愿变成一个坏损组织的细胞,如果你拿这个干细胞肯定不能从坏损组织里拿,因为坏损组织的细胞已经死亡了,你需要从别的组织里拿,别的拿到了细胞以后呢,让它变成你所要的细胞,就是你刚才第一个问题里面说的微环境,真正的调控的机制,分子基础现在还不清楚,所以说呢,用这个组织干细胞来治疗,这是两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说,比如说造血干细胞可以变成这样那样好几种细胞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争论,说到底成体干细胞或者叫组织干细胞能不能像胚胎干细胞一样,具有这种全能性,能变成所有的细胞,现在还没有定论,还不知道,也可能只能变成这么几种,不能变成那么几种。所以,这还是在研究的一个问题,还是争论的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起码现在的认识水平,成体干细胞还不具备这样的全能性,所以说光有成体干细胞呢还不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说,要做到真正认识到利用,或者是利用胚胎干细胞,或者利用成体干细胞来治疗疾病,利用成体干细胞,你刚才讲了横向分化成别的组织,或者利用胚胎干细胞让它定向诱导分化成你所要的细胞,整个这个调控机制呢现在都不清楚,要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只能做这方面的研究,怎么研究呢?要研究我们就离不开细胞,你就需要细胞来源,有研究的材料,而胚胎干细胞,所以说你必须把胚胎干细胞本身作为研究材料来研究,从胚胎干细胞分化发育成不同的组织干细胞,进而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细胞,它的整个的基因调控机制,分子调控的机制,所以说呢,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就必须同时开展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的研究。这是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内环境,你怎么知道培养条件就和内环境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一直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再聪明也不是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了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怎么从受精卵变成一个个体的,它的分化途径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非常美妙的控制着,就是人在研究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不断的接近过程,人研究自然现象,生命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研究自然现象的过程中,只是在一个黑箱中打着手电筒在找东西,我记不得是哪个哲人说过一句话了,我们的研究就像打着手电筒在黑箱里寻东西一样,你照到哪块了,你才能看见,没有照到的部分你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在里面照的时间越长,发觉的东西越多,但是呢就离你原先真实的情形越接近,但是你永远也到不了它真正的、原先的上帝创造的那种情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所谓定向诱导呢,我们认为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内环境是什么环境?就是体内,现在一般认为呢,体内的环境现在需要所谓的体内的定向诱导分化,现在基本上有两个观点,就是说要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或者完美的定向诱导呢,需要一个体内本身有损伤的信号,第二个有充足的干细胞,在这么两个必要条件的情形下呢,在体内的定向诱导应该说比在体外更完美。

    
众:李教授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考虑伦理学,仅仅是从技术或者是实际的角度上讲,人和动物的嵌合或者是动物之间的嵌合可能吗?比如说像人和猿,如果这种嵌合出来之后,那么他的智力、体力各方面的情况有可能会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不算是问题,是和您交流,现在世界各国对于这种干细胞的研究,这种越界的研究,或者是克隆人的研究都是持一种反对或者是慎重的态度,那么我认为这也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这似乎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在长期之内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最终人类必将跨越这一步,这种研究的这种能力,甚至可以说是冲动,我觉得人类必将超越这一步,那么最终人类必将是正式出现一个克隆人,出现一个这种我们认为现在是跨界的这种干细胞的研究,或者是产品,或者是结果,我认为是这样的。

    
李凌松: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克隆人,克隆人我觉得确确实实应该反对它,为什么呢?就是说人们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呢,你应该看到它对人类的这种有益的方面,最起码作为科学研究者来讲,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是给社会带来好的东西,而不是带来负面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确确实实呢克隆人我们要反对它,反对的理由呢,就像您说的,我刚才前面也讲过的,有很多问题,伦理问题我们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一个情形下就会带来很多社会的混乱,包括这种比如说你真是要进行克隆人的话,克隆出来的人,就是他的自己和你的关系,怎么影响的问题,因为我一再强调人呢,尤其对中国来讲他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人就是你本身有很多连接的,他还不像你一生下来就是同卵双生的儿子,同卵双生下来以后,一下来人们就把你作为两个个体来认知了,人们都认为你是两个人,这样子的话,你在你的生长过程中就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网络,社会交往的圈落,这样子的话人们把你还是看作两个人,而克隆人出来以后呢,就是说没办法给你定位,所以说带来很多问题,而你说最终会不会肯定实现呢?我是想说这么一番话,作为我们科学家来讲呢,我们不去做它,我们去反对它,就是基于刚才这种对社会负责任的道理。那么,真正会不会出现呢?我想说这么个例子,就是说杀人犯,我们法律是说不许杀人的,杀人就要枪毙的,但是杀人犯还要杀人,这个东西总是有这种,在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中,总有一部分人,就像意大利的医生一样,他总想做一些这种带有轰动性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不好多说。我们只能说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对不对,到底它能不能发生,我们不好说,我们没办法规定它不能发生或能发生,我们只能规定它这件事情现在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标准,它是对和不对,或应该做或者不做,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主持人:嵌合,我不知道这个嵌合是专有名词吗?

    
李凌松:对,嵌合是个专有名词,就是说把一个人的这种精源细胞和动物的精源细胞放在一起,这是一种嵌合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把人的体细胞核或者动物的体细胞核放在人的这种精源细胞里,是这么一种嵌合。你刚才说不从伦理上讲,就从技术上讲是不是可行,是这样子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最早美国的ACT公司最近把人的胚胎克隆成了,他们在前五年就做过了,做了以后呢就是说,确确实实可以形成囊胚,但是呢,因为反对克隆人,所以说这个囊胚呢,到底是不是能够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不知道。为什么呢?这方面理论上值得探讨,但是因为你实际不能做,做就犯法了,做就变成克隆人,或者克隆什么,克隆人,克隆杂种了,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不能做的,但是从理论上讲,确确实实有很多问题,这几个问题,第一呢比如说,我就用中央医科大学他们做的,陈希古做的这个事情,他把人的细胞核,体细胞核放在了兔子的卵里面,卵细胞里,这样大家知道,兔子呢一个怀孕周期大概是四五个月,怀孕以后就生下来,而人是十个月,十月怀胎,为什么能够不一样呢?就因为整个细胞质的环境它决定着生物钟就不一样,所以你把人的核放到兔子里面,它是按照兔子的行为在走呢,还是按照人的行为走?不知道。

    
第二,就是把这个人的一个细胞里面的遗传决定因素叫染色体,99%都叫染色体,但是有一部分没在染色体上,在线粒体上,兔子的细胞质里含有线粒体,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兔子的遗传物质,所以把这个东西放进来以后呢,所谓形成了嵌合囊胚,那到底他们中间是个什么样的互相影响呢?这好多问题你只在细胞水平,你没办法说明,细胞水平确确实实就是说把杂交的胚,在外面形成可以建立成胚胎干细胞,在体外生长,可以长几十代,咱们中国人也有人在做,做得非常好,但是一直没报,就是因为好多生物伦理的问题,这是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变成一个个体会是什么情形,谁都不敢做这样的实验。所以,我不知道回答了您的问题没有?大概就是说这个这个……

    
我到另外一个,别人也会经常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从技术上讲,克隆人是不是技术上已经可以成熟,真的可以克隆出人来,不说伦理问题,到底技术上是不是成熟,我是这么说的,这件事情直到你真的把它做成了,你才能说肯定,但是从理论上讲呢,就是说它应用的技术呢和多利羊、克隆羊的技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呢,我就只能把话说到这里,技术,在羊、在其他动物是成功了,对人呢,技术是一样的,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因为你没去做。

    
主持人:兔子和人的嵌合估计能造成一个跳远运动员,他长着兔唇。

    
李凌松:最好别长出(那种)唇嘴来。

    
主持人:好,这位网友叫"大连万岁",可能是大连人,他说"每年121号都是艾滋病日,这一天红飘带飘在世界上空,以表示人类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我听说李博士的研究室正在研究复制角膜,但有没有开始研究治愈艾滋病的工作?如果没有,我建议您节目结束之后就在研究室大门上系上红飘带,提醒您自己和您的部下不要因为自己还没得上艾滋病,就对艾滋病人漠不关心,好吗?"

    
李凌松:艾滋病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那天看电视吓了我一跳,说中国的艾滋病的发病率竟然是67%增长,我的妈呀,67%,不得了。

    
主持人:所以您任重道远。

    
李凌松:我觉得艾滋病确确实实作为医学研究者来讲、科学研究者,我们确确实实在,想不同的方法能够来想办法最终治愈艾滋病。这个大家知道是一种病毒进入到人的免疫系统的体细胞里去,结果使得人的免疫系统崩溃了,当然了,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刚才的思维,能够通过干细胞让它作为种子细胞,分化成各种各样的淋巴体细胞,能够重建他的免疫系统,这当然是我们会尝试做的,我们会关心艾滋病人的。但是同时,我也想说另外一句,艾滋病除了它的医学背景之外,也同时是个行为医学,就是说一定要自尊自己,在好多行为上要检点自己,这样子的话,我们双方结合才能把这个疾病,才能消灭。

    
主持人:不要跟自己太太之外的女人再有关系。

    
李凌松:我没说这句话。

    
众:李教授也说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收集胚胎干细胞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是吧?那我就想问,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受精卵既然可以分化成,就是到囊胚时期然后就可以收集到很多干细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现在我也听说精子和卵子现在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然后来出售,那么是不是可以,科学实验室里面也可以收集一些,大量的收购精子和卵子,然后通过人工授精的技术,然后把它弄成受精卵,然后来发育成一个囊胚,然后提取里面的胚胎干细胞,那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科学技术上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的问题呢?

    
李凌松:这个女生非常可爱,非常有献身精神。

    
主持人:就是。

    
李凌松:当然你知道,这本身是个生物伦理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个正常的女性,一个月只分排一个卵,所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第二个就是,确确实实自愿者,美国也有自愿者,说我自愿捐卵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现在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也是作为科学研究的规则,科学研究一定不能有商业的目的,就是即使你是,我花钱买你的卵子我是违法的,这个倒是有点不太一样,在国外来讲,所有的包括献血的,不能给钱的,给钱就是违法,因为等于你是变相的鼓励他去献血,而在中国不给还不行,营养得补,你得给人家补充,概念不一样,但是从文字上讲这是共同,就是说不能以商业行为来获取这样的材料来做研究,这样是违反这种伦理道德的。

    
众:我还想问李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了造血有造血干细胞,神经也有神经干细胞,那生殖器官它有没有叫生殖干细胞呢?

    
李凌松:因为生殖细胞都是干细胞,因为EG细胞,就是精子细胞和卵子一结合就是受精卵,那它就是最早的干细胞了。当然了,我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准确的,你别引用我的话,说生殖细胞都是干细胞,不是这种含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研究上讲的,就和受精卵一样,它没有可操作性,因为一个精子和卵子本身是个单倍体,学生物你就知道,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套染色体,它只是半套染色体,这是一个单倍体,不像体细胞里面是一个双倍体,是46套染色体,而精子和卵子里面只有23套染色体。

    
众:精子和卵子它是单倍体,可是精源细胞和卵源细胞它并不是单倍体啊?

    
李凌松:是这样子的,这样你去读那个-----这个问题下来以后我跟你仔细讲吧,这是个发育的问题。

    
主持人:在节目最后结束之前呢,例行公事,请您用一句话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不能用一句话为我们描绘一下干细胞技术的前景。

    
李凌松:干细胞的研究一定会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主持人:好,谢谢您,谢谢李教授,谢谢现场观众。

胡坚-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主持人:会当凌绝岭,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大家。在上的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经历了很多战乱和苦难,所以呢,中国人最爱谈搞建设,搞建设呢,恨不得给中国建立一百个金融中心才好,那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胡坚教授,让她给我们讲一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好,有请胡老师上台。您请坐。正式开始报告之前呢,咱们先随便聊聊您的历史。

胡 坚:好的。

主持人:我听祖辈人说呀,说如果一个女人起名字起一个男人的名字,她一辈子会特别有运气。

胡 坚:是这样吗?

主持人:您的名字不叫胡娟,胡秀,是叫胡坚,坚决的坚,怎么您的长辈给您起了个男人的名字呢?

胡 坚:哎呀,可以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因为我上小学之前的名字非常的儿童化。

主持人:胡咪咪?

胡 坚:对,对。

主持人:真是啊?

胡 坚:真是的,嗯,然后,所以到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嘛,我父亲在部队工作,就给我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所以我经常被人家误解是个男教授,男老师。

主持人:您考大学是哪一年?

胡 坚:考大学是1977年。

主持人:那正好二十岁的时候?

胡 坚:对,对。

主持人:在什么地方上大学呢?

胡 坚:在北京经济学院。

主持人:那就是北京红庙那个地方了?

胡 坚:对,对。

主持人:后来考研究生来的北大?

胡 坚:对,是这样。

主持人:在北大上研究生,导师是谁?

胡 坚:我的导师当时是四个老师,是厉以宁,胡代光,还有范家镶,还有杜度老师。

主持人:全是大人物,怎么会有四位导师呢?

胡 坚:因为我们当时入学的制度是比较特殊的,有四个研究生,然后有四个导师带,然后在学习期间先不分的,然后做论文的时候再分。

主持人:那这四位导师您是跟谁跟得比较紧?

胡 坚:怎么说呢?应该说都给我很大的教导吧,关系都比较密切,因为他们都给我上课,但是他们的风格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厉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睿智的学者,也非常的活跃,有很多经济学的新观点。那么胡代光先生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他在西方经济学方面,特别是国外对资本论的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范家镶老师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然后他讲课讲得很好,而且很喜欢种花,杜度先生是一种更严谨的学者,我们觉得他有点近乎于学究似的样子,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们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对我的帮助,我觉得都很大。

主持人:您的研究课题是集中在金融方面吗?

胡 坚:对,我一开始学的是西方经济学,然后呢,教过很多年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九十年代初,转向金融方面,因为我们成立了国际金融系,所以呢,在金融方面做得比较多。

主持人:我知道上个世纪一百年中,首先是上海特别典型,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这么说吗?

胡 坚:可以这样说,远东的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主持人:然后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上海就不行了,然后是香港崛起。

胡 坚:对。

主持人:现在好像上海又可以了。

胡 坚:你的这个感觉应该是比较对的,一般的就是说,可能不研究金融的人也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好,那咱们就言归正传,现在就请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的名字叫"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好,有请。

胡 坚: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我想,一个国家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它的金融业也要飞速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金融实力一定要增强,金融实力增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然我们知道它有许多许多的标志,比如说一个国家有很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很发达的金融市场,那么它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不是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在我们看世界上现在发达的国家,比如说美国,还有日本,他们都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比如美国的纽约,非常的有名,那么日本的东京,也非常的有名。那么一个国家就是说,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成为一个金融的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呢,要有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国际金融中心",那么一般人的感觉,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银行很多,实际上国际金融中心,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心,那么它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它有很多的金融机构。首先有很多的银行,有很多的比如说保险公司,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第二个,这个金融中心,应该有很多的金融市场,那么对于没有学过金融学的同学来说,我还是要罗列一下这些市场,比如说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等。

第三个标志呢,它要有实质性的金融活动发生,金融交易活动发生,那么也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投资者,很多的筹资人,在这里进行存放款的活动,金融的交易活动,要有实质性的这种活动发生。

金融中心的最后一个特征呢,它应该是一个都市,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城市,那么不可能是一个乡村、偏僻的地方,因为它一定要有发达的通讯、电信、交通,这样的网络,一定要有这样的网络,而且呢,它实际上要有发达的第三产业。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一个金融中心呢,它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从总体上来说。

那么接下去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一样的?我们看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苏黎士,巴黎、新加坡、香港,包括中国的上海,那么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一种类型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不是一种类型的,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这样几种类型。

第一种,我们称它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或者说全功能型的金融中心,那么这样的一种中心,当然包括本地区,同时也包括全球的客户进行金融服务的中心,那么它所涉及的市场实际上是有四个市场,四个方面的市场,实际上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国内的筹资者和国内的存款者的市场,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是国外的筹资者和国外存款者的市场。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国内的存款者和国外的筹资者的市场,那么还有反过来,国内的筹资者和国外的存款者的市场。那么从市场来说,它要涉及的就是说,内内,然后外外,然后还有内外,这样的市场。那么这样的一种金融中心,我们说的金融中心的最高级的一种或者说最发达的一种,那么现在全世界可以称作这样的金融中心的大概只有三个,一个就是著名的美国的纽约,如果大家去过纽约,会看到纽约著名的华尔街,那么它还有著名的好多证券交易所,那么纽约是这样的一个中心。另外还有伦敦,英国的伦敦,伦敦我们知道,它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因为英国是一个世界的经济强国,所以伦敦呢,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那么还有日本的东京,东京也可以称作这种全球型的。我们观察这种全球型的金融中心呢,发现实际上它是在本土上,而且它本国的经济都非常强大。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比较狭窄一点了,就叫"区域型的金融中心",这个区域型的金融中心,是为本地区,我们指的是洲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客户,这个地区的投资人和储蓄者进行服务的,那么它是一个区域型的这样的范围。那么这里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新加坡,都可以称作这种区域型的金融中心,那么它活动的范围就要小一些了,那么这里也不排除,它也和区域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发生金融的联系,但是它的主要的服务对象呢,是在区域内的,那么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我们把它称作叫"全国性的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它是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业服务的。那么它的范围比区域型的要更小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范围更狭窄了一些,那么这种呢,比如说像现在中国的上海,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中国的金融中心。

第四种呢,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我们把它称作叫"离岸金融中心",所谓"离岸金融中心",是和在岸金融中心区别的,就是有的国家呢,它专门在本国开辟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呢,和国内的金融市场是隔离的,它单独进行自己的金融业务,这些金融业务都是涉外的,比如说,完全是外国的投资者和储蓄者还有存款人、借款人,他们之间进行的金融业务,那么这样的一种中心呢,叫"离岸金融中心"。这是我们给出了基本的类型。

那么大家会想说,金融中心是不是一下子就产生了?现实的回答并不是这样的,那么金融中心的发展,要有它的条件,有它的阶段性。那么从阶段性来说,一般的学者认为,金融中心呢,它首先是一个银行中心。为什么它要先成为一个银行的中心?那么我们知道,银行之间它是有很多业务往来的,在地理的位置上他们的接近,能够使他们的业务往来更为便利。有的学者甚至说,一个银行,比如说,我现在是汇丰银行,或者说我是美国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我到不到上海落户,那么我首先看它的一个条件,它已经有了多少银行,它如果就一个银行,那我不去,说明这个地方金融业不发达,它如果有一百个银行,那么实际上我就要去。以香港的例子来说,香港全世界最著名的头一百家大银行,有八十五家在香港开业,这个就吸引了其他的银行到这里来,所以它首先是一个银行中心,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在发展上,它是呈现阶段性的。

第一个阶段,首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发展成一个为全国范围内服务的这样一个金融中心。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区域型的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向亚洲区、欧洲区进行服务的这样的金融中心。那么第三个阶段,再向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来迈进。所以大致上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那么我们再看看,金融中心它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那么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条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地理位置上我们要求它什么,首先我们要求它的时区性,就是说,它的时区应该是能够和全球其他的地方,构成一个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金融市场,这样的一个时区的位置,那么从这点考虑,香港就比较理想,因为香港,它正好是处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区的之间,所以它可以承接起来,成为二十四小时不间断金融市场的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比如说美国的市场闭市了,香港开市,香港的市场闭市了,伦敦开市,它是这样的一个衔接的,所以做金融业的人很辛苦就在这里,比如说你做外汇,那么你一定好多时候,二十四小时,或者更长的一点时间,你要监视行情,因为它有一个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市场,所以在地理位置上,时区是重要的。

地理位置上重要的第二个方面,那么是它的交通运输的方面,那么比如说有没有比较好的航路,深水港,有没有比较好的航路,交通运输的这个系统,那么有些地方呢,是得天独厚的,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香港,它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深水港,全世界大概只有三个深水港,香港有一个非常好,上海也很好,但是上海没有深水港,这就影响了它的航运的能力。这是在地区上、地理上我们考虑的第二个方面。

那么地理上我们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是它要靠近,或者本身就处于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的地区,也就是说,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区,实际上金融业服务才可以发展起来,一个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有资金的需求,它的人民的收入才能增长,才有储蓄,如果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不可能出现繁荣的金融业。所以在地理位置上我们考察的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在地理位置之后,我们要考察的一个条件呢,实际上就是说它的金融业的发展程度,那么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呢,有很多个指标,比如说在整个的城市的从业人员中,金融业从业的人员所占的百分比,那么还有呢,它的金融市场的完备和完善的程度,那么还有它的金融业法规的健全程度,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很多金融业的指标,比如说银行的数目,银团贷款的数目等等,那么它是一个金融中心,我们必然要求它的金融业是非常发达的,这是它形成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我们可以称作叫"政策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开放的金融和其他的贸易的政策。那么只有这样的政策呢,才能够吸引很多的国际投资者和银行到这里来经营,那么这点是很重要的。这点条件呢,我也想举香港的例子,就是说,香港是全世界最近的评估应该是自由度最高的地区,那么它在经济自由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就是说人员自由进出,外汇没有管制,甚至包括黄金也没有管制,它的资本流入流出不受限制,货币可自由兑换,那么它的自由度达到很高,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上面我们概括了几个条件,地理的条件、金融业发展的条件,还有政策的条件,这些条件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作叫"必要条件"。那么必要条件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条件,是你要成为金融中心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不一定你有了,就一定成为金融中心。那么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我们称作叫"充分条件"。

那么充分条件来自于哪里?大家会问充分条件从什么地方来,那么充分条件可以是很多偶发的条件,我们举例子来说,就是说,以世界上......比如说欧洲市场,伦敦,它的发展,它的金融中心的发展,它的一个偶发的条件,就是在冷战时期,五六十年代,我们知道在cold war时期,那么苏联,前苏联和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对峙,这个时候呢,冷战时期的特殊情况下,前苏联还有它的一些东欧的国家,不敢把他们的外币存入美国的银行,而且美国的银行监管比较严格,他们不敢存入美国的银行,就存到欧洲市场,那么这样呢,就发展出一个欧洲美元市场,欧洲伦敦的金融中心得到了这样一个推动,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偶然的条件。我们再看,比如说亚洲以新加坡和香港来说,他们都具有很好的必要条件,但是也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一个充分的条件,就是在六七十年代,一方面,亚洲的经济在起飞,四小龙经济开始腾飞,那么这样的话,带来了很多发展的契机。那么另一方面,大家知道,七十年代的时候,在国际上发生过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发生了以后,这些产油国,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他们手里汇集了好多石油美元,为了这些石油美元呢,他们要寻找出路,那么寻找哪里呢?就寻找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投放,那么就跑到了亚洲,所以亚洲呢,来了很多石油美元,就发展出亚洲美元市场。这样的话,就是新加坡和香港呢,得益于这种条件,发展起来。所以在充分条件方面,我们不太好俱备,不太好说得特别的详细,或者说,很肯定地说就是哪一种。但是我们可以说,首先想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应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东风何时来,这个我们不太容易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东风一来,万事俱备了,那么这个金融中心就会成长起来,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金融中心的发展的阶段和它的发展的条件。

那么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就是不同类型的金融中心,他们的发展应该具有不同的条件。比如说全球型的金融中心,我们讲的伦敦,伦敦、纽约,还有日本的东京,它的条件和区域型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不一样,比如说,这种全球型的金融中心,它应该有强大的本土经济,作为支撑,另外呢,它的货币应该是国际储备货币,比如说我们知道美元,现在大家都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那么另外呢,它应该是一个高度开放的,高度开放的这样一个世界型的一种城市,有很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等,那么这是全球型的。

那么我们再看区域型的金融中心,区域型的金融中心的特殊条件,除了一些包括我们讲的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外,那么它还应该有自己区域的色彩,那么也就是说独特的区域的风格,一个金融中心实际上像一个人一样,它应该有自己的魅力和风采。香港,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型的重要的金融中心,它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氛围,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香港是最传统的,因为在香港,你可以进入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写字楼,看见招财老猫在向你招手,非常传统的中国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它是把这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所以它有很浓厚的区域性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是要注意到的。

在讲了这些定义、这些概念、这些规律之后,那么我们的话题就转向了我们中国自己,那么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飞快地崛起,成为世界的,逐渐要步入世界的经济强国,中国一定需要金融中心,需要国际金融中心,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有一个香港,是亚洲的区域型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唯一的一?quot;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金融中心,也就是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我们实行的是金融高度自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制度和国内的内地的制度是不同的,它有自己的一套金融业运作规则和管理的办法,是"一国两制"的金融中心,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它的特殊性。

第二个特殊性,它是一个集成性的金融中心,所谓的"集成性",就是说它不区分离岸业务和本土的业务,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在香港我们知道,任何的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都享受同样的待遇,受同样的法规的监管,它是一个不区分内外的一体型的金融中心,这是它的第二个特殊性。

第三个特殊性,它在服务于亚太地区的金融业的同时,服务于中国,作为中国内地的一个筹资中心,这是它的第三个特殊的地方。

那么现在香港,实际上它在发挥着它的亚洲的区域型的金融中心的作用和中国的筹资中心的这样的作用。另一个我们不得不提起的地方,就是上海,很多人说,香港的今天,就是上海的昨天,因为在本世纪初的时候,当上海已经是一个远东著名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时候,那么香港当时还比较落后,还没有成为东方的明珠,但上海非常的辉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有怀旧的情结,包括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小说,国外的一些小说里头,大家都爱回忆上海当年的辉煌的情况,但是也有一种说法,上海的明天可能会超过香港的今天。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首先上海是在中国的本土上,上海这个城市在中国的本土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的本土上,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上海是处在沿江和沿海地区的一个交点的地方,它等于是一个咽喉,在沿江地区它是一个入海口的要道,那么在沿海地区,它是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所以上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上海现在应该说,它是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中心,那么在长江三角洲的省份,生产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海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且它的经济基础是非常雄厚的,而且它是在中国的本土上,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特殊的地方。

第二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上海近年的金融业,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说,中国要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要依靠上海,从这之后,上海的金融业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上海有全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有全国的外汇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它的中心在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中心在上海,那么现在在上海已经开或是马上要开黄金、白银、钻石的交易所,上海的金融业是非常发达的,它的金融业的从业人口,占它整个就业人口的数量,在2000年的统计,已经达到了几乎20%,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数字还比较低。所以它的金融业应该说已经成为全国的一个核心了。

另外,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上海现在是外国银行和外国大型的跨国公司选择的地方,选择设立总部的地方,在香港回归之前,有一些外国银行,或者外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他们就把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那么现在上海具有的外资银行数量大概是全国最多的,全国大概是125个外资银行,上海有69个,另外它还有很多的金融机构,另外陆家嘴那个地方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区,所以上海是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各国的银行和各国的跨国公司的总部来进行投资,所以我们说,上海具有很大的发展的潜力,我自己的预测,在未来,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上海将发展成为,像纽约、伦敦和东京那样的中国的第一个本土型的、全球型的金融中心,当然这个需要假以时日。

那么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上海发展了,香港怎么办?好多人近年来提出这个问题,说上海会不会抢了香港的饭碗,是不是上海辉煌了,香港就暗淡了?那么我自己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中国的幅员这样辽阔,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甚至更多的金融中心,以美国的情况看美国,不只纽约一个金融中心,还有芝加哥,还有费城,还有其他的地方,所以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应该说不算多。

另外上海和香港它们是有竞争关系,但是也有互补关系,有很强的互补关系,那么至少现在区域上,上海更倾向于服务于华东地区,那么香港是服务于华南地区,它们在区域上有所分工,另外在业务上也有不同的分工,上海现在更多地是作为中国的,国内的金融中心在发挥作用,香港是作为中国的离岸的筹资中心发幼饔茫�所以这方面它们也有分工,所以互补性很强。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上海辉煌了,香港就暗淡了。当然这里肯定有竞争性,但是有竞争性是不是好事呢?我们应该认为是好事。因为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如果什么东西没有竞争性,那么一定是垄断性,一定是没有活力的,如果有了竞争,它就有对手比照着它,它就会更加努力,所以香港和上海作为两个比翼齐飞的金融中心,它们会竞相地来提高自己的金融业服务水平,来发展自己的服务潜力,来为中国和亚太地区的金融业的客户进行服务,所以我觉得,竞争性也是一个好事�?

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一个问题,上海要追上香港要多少年?一个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上海和香港都按照过去各自十年的平均的年经济增长率进行发展的话,实际上,上海要达到香港的水平,需要十年,在1998年的时候,上海的GDP的水平是461亿美元,香港是1392亿美元,所以要在GDP上追上,那么需要十年。

那么在人均的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应该说,目前上海大概是四千多美元,香港是两万两千多美元,如果保持过去的速度的话,那么上海追上香港要二十年。所以我们将会期待,就是说香港继续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中国的筹资型的离岸中心发挥作用,日益走向它的繁荣,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现在也在用很多的办法,来保持和巩固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包括很多新的引进人才的措施,把香港作为新的数码港来建设,来引进高科技,创设第二板等等,同时上海也将稳步前进,迈向中国的未来的全球型的金融中心,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这里就用了一些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最基本的知识,一些情况,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得到启发。

主持人:谢谢胡老师。这位网友叫"让新世纪充满爱",他说,我不想问您问题,只想对您1999年声援建立人道救援基金表示诚意和感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您抛开自己的伟大事业,远离利欲熏心的社会氛围,支持姚志勇老师,救助叶茂同学苦难的弟弟,并支持用剩余的钱建立基金,在全校范围内以防万一,这种故事令人动情,在此,对您说声谢谢,不,是对您说一万声"谢谢"。

胡 坚:非常感谢这位网友,非常感谢,我做得还很不够。

主持人:这位网友叫做"趴在院墙往里看"。

胡 坚:他的名字很好玩儿。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一般新兴的股市发展规范上市,和退市机制的道路,大致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市标准不明确,企业不计后果,蜂拥而上;第二阶段,有明确上市标准,而无退市机制,企业盲目上市,不注重效益改进;第三阶段,有明确上市标准和退市机制,企业对上市开始谨慎,注意提高效益;第四阶段,有明确上市标准和退市机制,有活跃的兼并和重组活动,企业经营全面改善。这是网友复述胡老师讲的完善股市上市和退市机制的道路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四个过程。然后他接着说,我同意您说的我国股市已进入第三阶段,不过我有个疑问,您是说一般新兴股市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才能进入第四个完美的阶段,难道欧美也是这样吗?难道每个国家的股市都要亦步亦趋地经历这四个阶段才能进入完美的境界吗?

胡 坚:这个问题呢,是我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应该说,有一定的规律性是这样,但是确实不是亦步亦趋地这样做的,不一定就是说每一个新兴的股市都是这样,这里首先取决一个法制环境的问题,我想有些国家,它的法规很严格,而且有法必依,有法必执,那么一旦一个规则确立了,那么执法的力度,或者说法律很严格,那么就不一定要经过这四个阶段,可能很快就进入了。

主持人:可能一二三合成一个阶段。

胡 坚:对,然后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和法制的环境很有关系,那么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我们比如说改善一个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法规监管,绝不能说这一个市场的法律变化,而是一个全面的法制环境的改善,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期望说在一个全面的法制上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一枝独秀,有一个市场特别守法,这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好,那我们的股市发展取决我们整个法制环境的改善。

这位网友叫"来杯可乐"。他说,我知道对健全股市来说,退市机制是一种好的事情,而且是必由之路,但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这往往会变成利空消息,这个机制建立后,上市公司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会从根本上改观,这对未来的投资者来说一定是好事,但对旧有的投资者而言,却是灾难,这就像打仗一样,战争胜利,对统治者和未来的人民来说是好事,但倒霉的是处在战争中的人民,请问胡院长,股市不是这样吗?

胡 坚:我首先对他作为这种战场上要牺牲的人表示慰问,表示理解,他的口气很沉重。但是呢,这也确实正如他所说的,变革确实是很痛苦的,但是痛苦发生在谁身上,谁都会具体地感受到。比如说,你是这个要退市公司的股东,你当然会感到很痛苦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他讲的是事实。那么这里呢,实际上就是说,任何的社会变革,我们身在其中和置之度外是两回事,或者说短期看和长期看是两回事,我想他是身在其中,而且是在短期看,所以他的痛苦很深,但是,这个阶段呢,我们还非常不得不遗憾地说,建立在他个人的痛苦上,我们还必须经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未来的股市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如果我们现在不经过这个痛苦,将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陷入更大的痛苦。

主持人:好,由我告诉这位网友,假如我们中国想把某一个大城市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话,他必须作出牺牲。

观 众:您好胡教授,您说如果上海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一个条件就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前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很大,最近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升值的压力也很大,从购买力上来讲,您对这个前景怎么看呢?就是说一旦自由兑换以后?

胡 坚:货币自由兑换,应该说我们的货币自由兑换,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还是比较积极的,步伐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1994年汇率并轨,就是说把它从双轨制改为单轨制以后,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实现了在贸易项目、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然后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很多国家的情况就是发生在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上面,开放得太快了,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国内的金融法规没有健全,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我想我们国家对进一步的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非常的谨慎,那么这也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因为当时各个国家都在贬值,我们的出口也受到了影响,那么现在呢,这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中国的经济也比较稳定了,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个升值的压力?我想从潜在的市场来看,这种压力是存在的,因为汇率如果是自由来决定的,我们说它的汇率有两种决定,一种是市场决定,一种是官方的决定。那么它的贬值和升值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贬值,一种是官方的贬值,升值也是,市场的升值和官方的升值。那么我觉得现在从市场来看,确实可能有升值的压力,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是处于一种供给比较充足,但是需求不是很足的情况,人民币的购买力实际上提高了,从市场上来看,但是官方是不是要把它升值?这是一个很慎重的问题,因为一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进出口的业务,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不太能够预见这个情况,实际上我觉得从市场的情况看,现在我们还是保持着比较稳定,而且略有升值的这种情况。

主持人:好,咱们再看看网上的问题。这位网友叫"阿拉伯下巴",我跟海外人士接触不多,我接触过的海外人士,大概都有兼做炒股,所以他们的股市很大,我知道我们国家2000年共发行股票筹资三千二百四十九亿,但同是这一年,我们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竟接近十万亿,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国民并不十分相信我们的股市,就像我一样。尽管其他金融机构也不会给大家多少油水,但至少安全,所以大家宁愿选择非股市投资,也不愿意选择股市。

胡 坚:我觉得有这样的倾向。因为呢,就是说,确实股票市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发展,从恢复以来也就是十年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确实给人的记录有胜有败,而且我们听到的,有时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败绩有时候传得比较多一点,那么大家呢,就比较不放心。另外呢,从中国的一般的民众里说,确实很信任银行,我们有点像亚洲人,像亚洲国家,像日本,就是说你银行,我非常信任你,因为我们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那么国家保证着,不会让它破产嘛,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国有银行是倒闭的,那么我的钱存进去以后总是非常安全的,至少我本金能回来,不会蚀本。所以我自己把这个归纳为中国民众对中国国有银行的无条件的信赖感,所以这样子,管理银行是降低利息也好,降低七次也好,八次也好,十次也好,征收利息税也好,我还是把钱放在银行里,那么安全最重要,因为亚洲人呢,是不太倾向于冒险,他比较注重安全,所以股市你再说好,再说什么,我还是不太敢进去,我觉得大多数人有这种观点,有这种心理。

主持人:那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假如不改变中国人的这种安全心理的话,咱们的股市永远这么小?

胡 坚:我觉得,一方面是要改变安全心理,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把股市建成一个让人信任的股市,给人以信任感,这里面我们当然要做的工作就很多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说这个股市应该建立一支蓝筹股的队伍,让投资者进去以后,我光投资,我也可以获得很丰厚的回报,当然有一部分可以是非蓝筹股,或者是炒作股,但是一定要有一支蓝筹股的队伍。在美国的情况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一定有一个蓝筹股的队伍,那么我就是持有它,我也可以获得很丰厚的收益,那么这样呢,投资者才可以信任它,才可以进去。所以我自己经常说,中国股市现在是一个大厦,外面很漂亮,确实很漂亮,我们的交易设施是最现代化的,我们的交易机构也很活跃,我们的交易方法也很先进,但是这个大厦的根基不稳,所以你老召唤大家,进来吧,进来吧,好多人不敢进去,我进去我砸死在里面怎么办?会这样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让投资者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这样逐步呢,大家才会改变自己的储蓄习惯,比如到股市去投资。

观 众: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前面在讲的时候,讲到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层次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港口,对吧?

胡 坚:对。

观 众:那么对这一点我觉得很费解,如果这个都市是要发展为一个物流中心的话,港口是必须的,特别重要,但是对于现在的金融发展来讲,首先货币的电子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而且很多金融交易都已经开始用数字化了,那么港口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金融中心的话,它的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它还是一个必需的一个设施?一个条件?

胡 坚:你提的问题很好,就是说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金融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它是跟着贸易走的,因为有一部分金融业一定是跟着贸易发生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现在看来,一个地方进出口越活跃,特别是进口业务越活跃,那么它的金融业也越活跃。因为它很多外国的客户,银行追随他的客户。比如说我是美国的做商业的人,我到上海去投资,那么我后面的美国银行就跟着我来,所以金融和贸易是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的。而且我们知道,金融它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的,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交易手段,或者你说的IT行业的发展,金融业电子化的发展,那么缩短了,把距离这个空间的位置的重要性减低了,但是金融和贸易和实物经济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它也不光是传统的,我们还会看到,现在实际上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那么以香港和上海为例,香港现在大概一年的集装箱的港口处理量是一千多万个吧,这个数据我现在没有特别准确的,那么上海是555万,香港是一千多万世界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上海2000年是占世界第六位,那么这个在世界的各项的评比中,还是要计算这个单位,也要考虑到这个实物经济,因为就是我讲的,金融业总是和实物经济是联系的,而且和贸易是联系的。当然,是不是说任何地方发展金融中心,必不可少这样一个条件,那也不见得,但是有了这个条件还是非常重要的。

观 众:胡教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国际金融界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混业经营,而中国呢,近十年的发展现状,是分业经营分工越来越细,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胡 坚:这个问题,也是最近我指导我的学生做论文的时候,他们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确实是朝在混业经营,或者说全能型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样来发展,我们把它称作"金融百货公司"来发展,这是国际的一个趋势。中国呢,我们目前知道的是分业经营,比如说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不能够合在一起经营,那么如果我们从静态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趋势是和国际的趋势不一样的,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有一点和国际趋势背离的情况。但是国际的这种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有它的原因,有它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实际上它现在走到混业经营,又走到混业经营,它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它是混业的,然后经过危机以后,检讨了时候,发现它的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混业经营造成的监管不严的问题,所以它通过格拉斯・斯蒂尔法,在1933年的时候,那么这样子,它又变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经营到八十年代,在国际金融业自由化、一体化的浪潮之下,又开始混业,所以它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呢,中国的金融业,实际上,中国的真正的金融业,只有在改革开放,我们才有金融业,原来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金融业,都是归在财政里面的。那么我们的金融业发展才有二十年的历史,等于是二十年的历史,这二十年,我们处在一个建立各个市场,建立完善各种金融机构,恢复金融机构原有的职能,比如中央银行,它有什么职能,把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所以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起步的阶段,所以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可能确实不适合混业经营,在各方面的,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方面,市场方面,和法规方面,不太适合。但是呢,未来我想,中国还是要向混业经营发展的,因为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要以同等的资格去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竞争,如果进来的跨国银行都是混业经营的,我们是分业经营的,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就是我们是分业经营的,那么恐怕我们会失去很多市场,所以我觉得未来会这样,但是目前可能不会。

主持人:好,谢谢您。再看一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这位网友?quot;东风何时来",您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您知道吗?我特别可怜中关村。他又把它比成战士了,您看。它就象一个战士,不管它有多少毛病,但是它一旦闯入敌群,你就不该让他孤军奋战,而中关村就像这种孤军奋战的倒霉大兵,除了行政性规定的力量,那里没有有影响的金融市场,它的成长也没有伴随一套先进的风险融资机制的产生,因此,中关村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不高,清华创建的二十多家公司,只能吸纳它自己的科技成果总量的2%,其中大多数企业,还可能因为融资困难而随时倒闭,不是吗?

胡 坚:是这样,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它是战士,正好打在我的靶心上了,因为我对中关村一直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的发展,作为海淀区的政协常委,我们对中关村的发展也投入了很多的心血。这里我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北京市的金融业滞后的问题,这个说是发生在中关村,实际上是在北京市。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你们会观察到,很多金融业的改革都不发生在北京,或者说率先迈出步伐的都不是北京。那么,最近大家也注意到一个趋势,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把它的总部要迁往上海。这里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要研究为什么北京的金融业这样滞后。以中关村为例,它有四千多家民营的企业,有很好的高科技的孵化园区,非常需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但是就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确实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呼吁我们也呼吁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行动呢,还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行动。所以我想,北京市的金融业一定要有一个改变思想,改变思路,大胆探索,大胆进取的精神,否则的话,北京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是先进的,但是在金融业方面是落后的。中关村我自己觉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非常倡议在目前,在中关村建立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因为在美国,它除了有纽约、有芝加哥这样的大型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还有辛辛那提、费城、太平洋一些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这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就是为本地区的中小企业服务的,它的上市条件可以低,那么它的交易范围可以狭窄,我自己提倡在中关村建立这样的市场,我觉得现在很有条件。

主持人:那样中关村就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战士了。

胡 坚:对。

主持人:最后呢,本节目给胡坚副院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国家的某一个大城市,比如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最先解决了什么,就可以加速这个大城市,比如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您只能用一句话回答。

胡 坚:可以,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

主持人: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金融自由化现在解决得不够,那么促使它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最要解决,最亟待解决的是金融自由化?

胡 坚:对。

主持人:好,谢谢您。谢谢现场观众。

 

李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引导大家走向至高点。关于贫富的观点,中国人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均贫富和共产主义;另一种看法就是奖勤罚懒,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观点始终是碰得叮当乱响,难以寻得平衡,今天我就给大家请来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兼社会学系的主任李强教授,他给我们带来的讲演话题是"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好,有请李教授。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80年代的时候,还很少有人探讨贫富差距的问题,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就发现在1988年的时候,您就写了一本书叫《贫困文化研究》,好像是在1989年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

李强:其实第一次是一篇文章,就是198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篇文章,当时那篇文章是研究一种叫贫困文化的,其实就是解释当时的贫困,然后从文化上解释。但是这本书《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实际上是1988年写的,但发表是1989年发表的。

主持人:您当时研究贫困问题是由于一种学术偏好呢?还是对社会上看到很多事情由感而发?

李强: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总的来说,贫富方面的问题是到了8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来,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很大程度上是观察这个社会,看到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开始突出,所以就从各个方面去探索。当然了,贫困研究,严格地说,在学术上我们专门有一个研究的术语,英文叫social strafication(社会分层),就是它是一个专门的术语,很怪的一个词。它最初是从地理学引来的,因为地理学研究地理的时候,它发现地域质的层化现象是很突出的,后来社会科学把这个词引进来,就研究这种社会的层化现象。其实,社会层化现象在中国社会历来很突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其实也非常注意等级和层次。中国从孔夫子以来,等级和层次概念极为突出。

主持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李强:对,所以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就是一个专门性的研究,所以呢,你说的两点含义都有。一个方面显然是我们关注这个社会发生变化了,第二个方面也是它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研究,也是学术里非常重要的领域。虽然它的核心讲是一个怎么来看待社会群体,因为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但是这么复杂,像中国不到13亿人,这么大一个群体里面没办法研究,所以头一步研究就要分类,头一个分类其实就是财产的分类了,就是你怎么来研究呢?你就看它有不同的,有富人、有穷人,所以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主持人:那您开始真正的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研究贫富的问题的时候是哪一年?

李强:实际上我关注这个问题从我当时研究生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我当时研究生的时候是1983、1984、1985年的时候,那时大概就看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和看这方面的研究了,所以大概从1982年中期以前。

主持人:1983到1993是十年,1993到2001是八年,十八年的研究,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李教授十八年来的研究成果,讲演的题目叫做"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好,有请。

李强:关于这个贫富,实际上我觉得是人类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了,另外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看,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贫富问题的社会。贫富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引起的问题也是最多的,我们考察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起义不断,那么这个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对于贫富的一种看法,因为农民起义一般叫"揭竿而起",它之所以能够在农民中有很大的反响,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分农民他们可能收入水平过低,或者是生活不下去了,于是发起了这种非常暴力的行为。所以,这个问题历来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关注和我们社会关注的。

那么,我们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只能限定在我们考察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变化,这样的话,问题就更集中一些。当然我们一般也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年来它的一个变化,所以可能我们首先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先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国家从建国以来,它的贫富的情况是怎么样一种演变情况,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知道1949年这场革命,我们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实际上是一个打碎阶级的实验。所以我们到5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实现了一个打碎阶级的实验,把阶级打碎了,阶级打碎以后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秩序怎么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就是经济秩序怎么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秩序它是说财产在人群中是怎么分布的,人们怎么样认可这个财产的分布。

在有产权的时代,很简单,说地主占有土地,他就是地主了,或者说企业主占有企业,自然他就能够管理这个企业,但是把产权打碎以后却出现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宣布,说是全民占有这个东西,但是全民怎么占有呢?我们也遇到很大的困惑,当然我们后来又建立起来一种身份制度。比如说,我们叫做"城乡分野"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分开了,说市民和农村的居民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城市里面又建立起了叫做干部的身份、工人的身份、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部里面有分级,当时我们分成30多级,这样的话,用这样一种身份制度来解决人民和财产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这个现象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此之前整个社会,它基本上财产分层和经济分层是不明显的,但是身份是很明显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逐渐演变成了就是说我们放开了,当时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个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所以改革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就开始有一部分人在财产的意义上开始富裕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财产分层的含义就比以前要凸显得多。

那么改革20年来,我们看一看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首先先判断一下这个社会它大概的财产分布和贫富差距的情况达到什么水平。要想说清楚这个贫富差距的水平,除非大家专门做研究的,他有一个专门的术语,不是专门做研究的,我们只好打一些比喻来形容它水平的程度。一种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它这个财产在不同社会层中的分布,这个我们一般管它叫"五等分"的研究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全部人口分成五份,自然每一份是20%的人口,如果绝对平均的分布财产的话,那么每20%的人口就占有20%的收入,这是绝对平均的分布,如果不平均,那就看它不平均的程度,那么我们国家到了近年,我们一般90年代末做的测算,大概是目前这样一个水平,就是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这是我们通过很多数据算出来的,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他在全部收入中,城乡合计在一块儿算的话,他占有收入的大概50%―51%,就是高收入的20%的人口。当然这个高收入还可以再细分,高收入里面比如说每10%的人口,甚至到1%来看他的收入,大体上都能看到,就是说越是小的比例的人口,他占有的相对的财产比例就越大,就可见这个分布是很不平等的。

我们再看低收入的,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他在全部收入中占有的比例大概是4%多一点,4.1%、4.2%,这个因为调查的数据不一样,或者每年不一样,有一点变化。那么这样一种水平在国际上怎么来看呢?这个水平在国际上就比一般的发达国家稍微高一些,我们知道多数的经济发达国家呢,他们的贫富差距一般都维持在,就是说最高收入层的20%,他一般在全部收入中占有的比例差不多40%多,没有超过50%,最低收入的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一般是5%以上,6%、7%、8%这个水平。当然这样一种水平比南美那些国家,世界上我们知道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在国际上分布是这样的,就是说南亚、南美、非洲这些国家贫富差距大,你要用这种指标去测算的话,他们都比中国偏高一些。

但是中国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就是中国20年代以来它的变化情况,最近20年以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测算,因为我们用这种五等分的方法测算说起来就很麻烦,总得说低的是多少、高的是多少,这样的话,我们就用更简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我们叫"基尼系数",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熟悉,这是一个(英文),意大利人,他用的一种测算方法,其实他是做一个回归方程来测算的。我们指的只要一个数就行了,就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基尼系列基本上是维持在城市很低,但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差不多是0.16,这个是1978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那么,城乡合计,我们也是0.2几,从来没有超过0.2几到0.3这个水平,没有超过0.31以上的水平。那么,我们目前的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目前的水平差不多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数据,我看这个数据国内很多学者引用,这个数据就证明了目前我们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4577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超过0.45了这样的水平。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从过去很小,因为我们知道基尼系数这样一个测算方法,就是说1是最大,0是最小,什么叫"0"呢?0呢就是全体国民收入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是按照20%测定的,每20%的人得到20%的收入,这就是基尼系数测算(方法),你算完之后肯定是0。什么叫"1"呢?1就是说只有国王一个人占有财产,所有人的财产都是0,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1。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王把财产都占去的话,大家都没有收入的话,那么他的国民不能生活,那国王也就不能生活。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分配收入水平都是在0和1之间一个数据,这种研究方法是很专门的,它是一种测算劳伦斯曲线,劳伦斯算出来的一种方法,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个数上一看就看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就是怎么来看待,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来评价它,因为贫富差距是个事实,那么它怎么造成的,这是我们关心的。一般在解释贫富差距变化的时候,国际上比较多的是用一个叫倒"U"型曲线,学经济学的人一般都知道,就是我们叫英文字母是个"U"字型,那么"U"字型倒过来的话,就是倒"U"字型,库斯列斯实际上是一个,他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挺有名的一个教授,他是俄国血统,但是他是个美国教授,这个教授,他呢统计了很多国家的数据,他其实与其说是个理论,不如说是个统计结果,他统计很多国家的数据后,他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他发现在一个国家,当它处在市场转型,或者叫工业发展初期的时候,贫富差距上升速度都很快。换句话说,就是当它没有发展时候,在工业化以前,它相对来说贫富差距还不是特别大,然后它最大的时期,就是说它推进市场和工业化时期,是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期。那么贫富差距上升到一定程度,一般地来说,后来我们用后来的社会模式来解释的时候说,一个国家的GNP值,就是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一定水平以后,达到了一般我们现在认为,达到3000美元以上,它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那么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说你这一个国家,它为什么在工业化初期的贫富差距就会急剧上升,为什么它的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它的人均GNP值达到了3000美元以上,它的贫富差距会缩小呢?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和这个因素有关系,就是一个国家它在工业化初期,它整个的社会财产分布的竞争体系应该说很不完善,比如说包括福利、保障这些制度很不完善,随着它推进,一个国家富有了以后,它就会把财产中很大部分转移来做社会福利制度,在这个情况下,它相对来说就会缓和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分配水平。所以这个就是说库斯列斯他是统计了很多国家的数据,他最后做了一个data(数据)的曲线,当他把这个曲线描成平滑曲线以后,他发现是一个倒"U"型的这样一个曲线。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它和一个制度体系的完善有关系,所以那么进一步看呢,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国家实际上从70年代末,当时我们叫做农村的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在1979年以后推进的,大体上农村的改革是从80年代初,一直推进到80年代中后期,是农村改革最迅速的时期。当时我们其实没有太理解中国农村改革,今天反过来看,农村搞的是场什么改革呢?实际上是市场演进的一场改革,或者叫做市场转型,那么当时我们不是太理解,当时我们管它叫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说我们把人民公社解体了以后,把土地分给农民了,让自己去耕种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产权的很大变化,但更实质的变化是发生在什么环节呢?是农民他生产出粮食以后,他有支配这个粮食的权利了,我们知道中国从50年代初期以后,就搞统购统销,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农民的全部粮食卖给国家,然后其他的粮食到公社时代就控制在公社手里了,它分配给农民,农民并没有控制粮食的权利。那么改革以后呢,农民市场化了,他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这一下子使得市场在中国繁荣起来了,那么市场经济大体上中国是从80年代初引入的,最初引入到农村体制中来。中期以后,到了1985年以后开始往城市演进,所以当时小平同志提的口号叫做"闯关",说是我们要闯物价关,同学们不一定都能回忆起那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我们还是印象很深刻的。所以8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型价格,中期以后才逐渐放开市场型价格,但是这个市场型价格就引起价格很大波动,所以当时抢购成风,在城市里面。大家担心商品会因为放开市场价格以后会涨价,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市场演进向城市中来。

中国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演进基本处于比较全面推进阶段了,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无论就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价格体制来看,都是由市场放开来解决的。那么市场,我们知道引进市场经济以后,就有一个基本问题碰到了,市场是强调等价交换,就是说我不管你是老弱病残,你可以说,你看我这个企业,咱们都是老人企业,咱们这个企业都是国家很重点的支持企业,但你产品做出来以后,顾客并不因为你是一个老人的企业所以就关心你,所以多付一点价钱,大家是一律平均看待的。换句话说,市场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就是说,你有本事你去竞争,没本事,所谓优胜劣汰就产生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一些不是很有竞争力的企业就垮掉了,很有竞争力的企业就上去了。所以实际上市场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市场解决了一个人类在财产分布中的第一次分配问题,就是说这个财产和资源怎么分布,它是凭本事,市场只讲一个优胜劣汰,所以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呢,它解决了一个在企业竞争中的一个第一级的分配问题,就是说"成者王侯败者贼"。成了你就是大企业,不成你就破产,所以市场解决了初次分配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市场都不是一次能够解决的,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财产分布,绝不是通过市场一个环节就能完成的,如果市场一个环节就能完成的话,那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太大了,就会有像比尔・盖茨,他很有能力,他做了一个微软,他把原来企业都给垄断去了,但是后来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官司,就是有些人控告他,说你搞垄断,你搞什么什么,后来美国法院审判,比尔・盖茨好像败诉了,败诉了之后他就得整个调整他的政策。这就证明,一个社会绝对不是市场一次就能把财产分配问题解决,那么跟着就会有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所以我们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推进市场,所以市场各方面的竞争环节也还不是特别完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体现出用市场一次竞争分配的结果的现象就比较突出,由其他的配套现象而完成的多次分配环节就没有完成。所以这就看出,我们为什么贫富差距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迅速上升呢?它和这个市场分配有关系,就是说它初次分配环节强调太重,有其他多次分配环节的,有福利环节的、有高额累进的税收制度、有社会保障制度、有扶济贫困的制度,这些由于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然贫富差距就会上升,所以这是我们解释,中国社会为什么在最近的20年来,它的贫富差距的指标是上升的。

那么,更进一步看,我们会碰到两个方面的很有特征性的问题了。就是说贫富分化拉大了,首先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富裕者的阶层,一个是贫困者的阶层,这个两头都是引起大家比较多的关注的。首先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富裕者阶层,总的来说,我个人的研究,其实有时也经常写一些论文来解释,富裕者阶层怎么、怎么的情况。但总的来看,中国人是比较反感这个富裕者阶层的,我们传统的术语里叫做"为富不仁",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谚语里实际上就是很诋毁富裕者阶层的。另外,从社会的各种评价上来看,大家对富裕者阶层也是批评甚多,当然了,我们如果考察国际上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总的来看,中国文化里,对富裕者阶层的反感心理比其他文化更强烈一些。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孔夫子讲的是农本商末,什么叫"农本商末"呢?就是孔夫子都是很重视农民的,孔夫子认为农民是很重要的,商人是很不重要的,商人呢,应该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呢中国社会历来对于富有者,对于特别暴富者很看不上,当然对于暴富者很多国家,因为他地位上升太快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看得上他。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贫和富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象,大家觉得你如果有本事,你富有,大家觉得可以接受,那我们碰到的第二问题就是说,什么人富有和什么人贫穷。大家之所以反感这个富人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些素质很高的人,本事很大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确实很有本事,他脑袋很好使,他很会抓住商机,他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致富,他并没有搞违法的行为,所以大家觉得那你有本事你富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国家,在改革的初期,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进入社会富人层的往往是素质不太高的人。

我个人在80年代的时候和90年代的时候做过对比,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所谓私营企业主,富人层素质比较低,我当时是在北京市崇文区做调查,北京市崇文区当时是1987、1988年的数据,北京市崇文区的我们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这里当时发现,两劳人员占到10%,什么叫"两劳人员"?两劳就是叫劳改和劳教释放,你想想那都是一些犯罪分子。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属于这个社会的上层群体或者是知识分子干部,他不愿意去做个体户,和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很看不起个体户,所以8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入到当时的所谓富人层,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还都是素质偏低的阶层。但是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小平南巡以后,到1992、1993年以后,我1994、1995年的时候再分析数据发现中国的个体,当然现在不叫个体户了,主要还是叫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说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它的素质文化水平开始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个我们从各种数据上看得很清楚,它里面受过大学教育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来源身份比较高的群体开始在90年代的富裕者阶层里显现得崭露头角了。

所以我们就感到中国总的来说,富裕者阶层,它的演进过程还是朝着正态去发展,但是,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本身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我们知道80年代的时候,它是初级产业的富裕者阶层,比如说做小买卖的,当时1985、1986、1987年,当时中国什么人有钱呢?做小买卖的有钱,但是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们到90年代有一个词叫"长不大的个体户",就是这些人在80年代就做小买卖,他当时有点小产业,80年代相对来说还是生活水平不错的。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些人的地位没有什么提高,80年代开小店的,到了90年代还继续维持在那个水平上,没有太大提高。90年代谁富有了呢?90年代往往是那个进入到新兴产业中来的人富有了,比如说高技术型产业、外企、外资、信息型产业,这些人,银行业、或者是金融业,这些人开始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企业中的阶层,他往往是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的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富人阶层,在初期产生的时候,总的来说素质偏低,到90年代中期以后素质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知道,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我们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NP值也还没有到1000美元,将近900美元。那我们知道,世界上,像中国香港地区,人均的GNP值是一万美元以上,像美国的人均GNP值现在差不多二万二千、二万三千美元,北欧有些个别国家可能还更高,瑞士、欧洲中部和北欧有些国家超过二万五千美元,我们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所以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我倒觉得,我们也不要仇视富人,你很穷,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李嘉诚,多几个这种人,他们将来能给各个事业投一些资,能够在世界上创出一些名牌企业。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能够创出的名牌企业几乎还没有,就是世界级的企业,我们尽管有了一些国内知名企业,香港一些企业,香港的企业其实制造业很早,香港房地产商在世界上有一点名气,但是真正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也没有很大名气的企业。所以我想中国如果能够凸现出一批很具实力的国际跨国公司、大企业,那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很豪迈的一件事情。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其实要紧的基本问题是说,进入到这个阶层的人是不是很高素质的人,这是大家提出的问题。当然,更深一步的问题就碰到流动了,就是说如果一个阶层它很富有以后,是不是他这个财产就永远在他的家庭内部去掌握,这个在很多国家就通过继承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不允许一个家庭把财产永远的传给后代,他用继承法高额累金的税率来使得他的子女也要有奋斗力,因为如果你的子女仅仅靠你的家产就能生活的话,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就会降低,所以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富裕层的看法。

另一点就是社会的贫困层,总的来说,中国最近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整个贫困层的比例还是下降的,因为传统上中国是号称很大了,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在传统的数据里,中国我们是8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贫困线,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提过,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规定,说农村的地区年口粮北方地区好像是400斤,南方地区好像是300多斤口粮。一年的粮食,当时连钱都没有一个数,说粮食低于这个数的话算是贫困,那时候简直是个生计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粮食,连基本的热量都得不到了,那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叫贫困线。那么,近年来,我们贫困线的指标也不断上升,现在差不多是按一年六七百块钱来计算的,这样的话,中国整个在全国来看,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概降到两千多万人,这个我们从1993年开始,当时还有叫八千扶贫计划,那时候八千万贫困人口,所以这个数字还是降低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绝对贫困是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有所上升。因为我们知道相对贫困是说财产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所以当你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以后,相对贫困就会上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城市里面的贫困问题开始比较突出了,也就是说呢,城市里因为失业下岗,引起的一部分人相对生活水平下降问题突出了。所以可见,贫富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恐怕还是一个很长远、很持久的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在我们这个阶段,社会转型急剧的时期,显然它会在贫富方面引起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看待贫富问题上,其实它都在两级之间选择,一级叫公平,一级叫效率。当一个国家更多的强调公平指标的时候,相对来说它可以调节它的贫富小一点,但相对来说,在这个情况下,往往都是竞争力欠缺一些,所以我们国家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跟国际比,我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很低,那么9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拉大一些了,换句话说效率指标突出了,但是相对来说公平指标有所下降。所以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这两点上调节,想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它的这个差距是国民能够容忍的、国民能够接受的,同时,使得效率本身也能够达到一定促进的水平,所以应该说从贫富差距来看,人们关注的。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个贫富差距,我们采取什么对策,这个就是说,呆会儿大伙儿可以提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再更详细的解释。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不喝酒的酒鬼张三",他说"我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看到过您在研究刊物上说过一句话叫"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这话是针对中国收入差距而言,但当时我觉得中国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个体户有比较高的收入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是一样的,基本均衡,所以没大留意您和您的这句话。现在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我又想起了十年前您说的话,却记不清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了,那句话现在还有指导意义吗?或者问您,您自己现在还记得您说过这句话吗?"

李强:当然记得。就是说群体内,实际上是因为innergroup和outergroup,就是说我们比较他们贫富的时候,来比较看贫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是这样的,它开始产生一些差距,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比如说东西方的差距很大,其实中国社会历来是群体之间差异非常大的一个社会,这个倒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上海和甘肃去比,你会感到差距非常大,如果我们比较两个村庄,或者我们比较两个城市差距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个单位以内,一个村庄以内,一个城市以内,它的相对来说差距就小一些。那么我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差距刚刚产生的时候,它主要是产生在地区之间的,那么在一个区域之内,或一个单位之内差距基本拉不开,所以在当初就碰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事实际上其他国家很少碰到,就是一个方面呢,贫富差距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又是平均主义盛行,因为有些国家要不然它贫富差距大,那么它就调整一些政策,使它的贫富差距缩小。另一些国家呢,它又搞平均主义,所以最后大家没有动力,那么它就可以把差距调得大一些。但只有中国情况是这样,非常难办,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贫富差距很大,但这个大呢是地区之间的,比如说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那么另一方面呢又平均主义,比如说国企单位,某一个单位呢想把差距拉开,就是拉不开,大家意见很大,奖金80年代的时候想把奖金拉开一点差距的话,大家意见就很大,所以这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但是呢,9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情况,有一点变化,就是最近群体内部的差距开始产生了,就是说当我们考察村庄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村庄里富裕户和贫穷户的差距很大了,当我们考察国企内部的时候呢,国企内部的经理、厂长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开了,这个是近年来发生的现象。不过呢,中国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排除这样一种现象,中国确实这个平均主义的概念也很重,大锅饭的思想也很重,所以很多企业之所以改革推进不下去,还就是因为它那个群体内的差距拉不开。所以中国的情况非常难办,就是说它的这个政策往哪边去偏都会碰到问题,这个群体内、群体外,虽然在90年代应该说弱化了,但是也还不能说在中国就消失了。

主持人:好,不管这个问题解决没解决,让我们记住这句话"群体外的差距过大,而群体内的差距过小"。

下面一位网友呢,就是我们凤凰卫视的老观众,他叫"小猫两三只",他说我记得阿忆博士在撰写"水木清华90年"的时候,曾经写到过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先生,说他的月收入是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四万,就是一个月挣四万块钱,那种日子简直让人羡慕,李教授是清华文学院的副院长,你看他跟我一样,说不清楚人文社会科学院,他就简称叫文学院了,说您是清华文学院的副院长,请问,李老师的月薪是多少,千万不要告诉我这是您的隐私,一个公众人物是不该有隐私的。

接着还有话,而且这对我很重要,我现在面临着一个机会,或者留校继续任教,而且很有可能也能当副院长,或者我去一个正在要我的大企业,如果我当了副院长反倒让我差不多,还在贫困线上面一点点,我还不如下海算了,所以您是我的参照系。

李强:那好,因为实际上清华的收入很公开化的,因为清华自从搞了补贴的体制以来,那么大概是搞了有两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一年多点还不到两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就是说基本上把补贴分成级别,我呢就是在里面还算拿得比较高的级别的,高级别就是除了你的正常月薪以外,每个月差不多再给补贴5000块钱。

主持人:加起来一共是

李强:加一起差不多是7000块钱吧。

主持人:7000块钱,4万除以7是多少?那是陈先生的六分之一。

李强: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从50年代以后,我们都是比较调小这个收入差距的,所以,实际上我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要是和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那时候差距还拉大了很多,但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建国50年来,基本的思路是要缩小这个差距,所以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教授的收入不如体力劳动者的高,所以当时有个概念叫做"脑体倒挂"。

主持人:为了让这位凤凰卫视的老观众得到更大的鼓励,您能不能告诉他未来的日子里边,比如说再过五六年,您是不是月薪还能超过7000?也翻成四万?

李强:总的来说呢,我们这种职业叫做专业技术型职业,其实更多是一种职业,那么专业技术型职业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里面收入的水平,有两种收入最高在全世界,一种叫做经营管理型人,一种叫做专业技术型人,这两种各个国家的调整比例不一样。就是经营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型阶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整个蛋糕的相对分配比例中还会比以前更高一点,因为它主要是因为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相对来说它把这个比例缩得过小了,如果我们参照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比例看,这两个阶层有可能拿得比这个还会稍微高一些。

主持人:由我来通知这个"小猫两三只",别为眼前利益所困,将来我们的蛋糕会更大,将来我们的份额也会更大。

观 众:李教授您好,我听了您的演讲特别佩服您把很多贫富差距的问题都用具体的数字表示了出来,我特别学到了一点。但另外,我想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有些问题是不能够定量研究的,就好比说现在社会上对富人层比较反感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富人层,他们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聚集来的,比如说通过腐败,通过权力造益这些手段聚集来的,这些问题也许在整个财富里面占的比例很小,但是社会影响极坏。大家经常谈的贫富差距,很关心富人为什么这么富,他们是很没道理的富,有些人穷为什么这么穷,他们也是,他们可以说是,比如说像下岗,他们是改革的一种牺牲品,现在大家对特别富和特别穷,这两个没有道理的富和没有道理的穷,就感觉心理上特别不能接受,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不好定性,定量研究的,但是确实我觉得也是应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一定的…,然后能不能请您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李强:好的,好的,就是说她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在贫富分化中那些违规性的行为是怎么去看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能接受的贫富往往是一个合法的,你是有本事你挣钱,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社会的转轨过程中,确实是不规范行为非常多,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看来,当我们研究,当然我们研究贫富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数据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方面。比如说他贪污腐败,贪污腐败他会把那个暴露出来吗?你能去了解他贪污腐败的细节吗?确实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做这种调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对一个事物做真伪的分析,我们知道,我们收集数据往往是从入户收集的,实际上在中国做的最大一件事情、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难了解到社会事实真相。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办法来测算那些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容易反应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设计文件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是防伪问题,这个在英文叫sleeping question,什么叫sleeping question,就是说,我要给你做这个问题,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是干什么的,你以为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其实不是,我是在测你是说谎,还是不是说谎,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发现你前后逻辑的矛盾,然后判断你的生活水平情况。

另外,我们的调查中是比较注意你家庭的客观指标的,比如你家庭如果有汽车,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有汽车我们就知道你是什么阶层,我们就知道你大概的收入水平。比如你家里还只是用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所以实际上,有些社会现象确实是不容易判断的,但是呢

主持人:这个一定很准吗?我现在知道两个例子,正好跟您举的这两个例子完全相反。

李强:完全可能。

主持人:我的一个邻居,他也是买了一辆富康车,但是他买了富康车以后几乎没有钱来养这个车,就是为了有富康车,能跟有车族平起平坐。还有一个是我参加高法的一个节目,它叫"终极对话",原来叫"一百的死刑犯的最后遗言",就是我能见的那些人,马上就要枪毙,知道他们怎么怎么样,好多大贪官都是家里非常节俭,还看着黑白电视呢。

李强:是的,有这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情况下呢,他的心理过程比较复杂,他呢,就是说有装穷的,也有装富的,这个确实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做量化研究,确实难度挺大的,但总的来看,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一个是我们确实要有一些防伪的问题和测算。第二个方面,她刚才提到的,叫定性研究,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研究,我们管这种叫个案,实际上一个英文字叫case study,它是做什么呢?它并不是做一般的调查,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例来分析这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分析的情况更深入和细致一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研究一个社会的财产和收入是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就像你说的,一些大贪官,他装得很穷,这个有时候就需要怎么能够了解他的真相,我们管这个叫做"剥洋葱",洋葱你得一层层剥开,但是实际上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事实就像洋葱那样。其实,有些人你都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洋葱也不好分界,也不知道哪一层就是真实的社会事实,但相对来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追求的是一种社会事实。

主持人:好,谢谢。话筒呢,给那位同学吧,一会他那个地方会越来越黑,就不能提问了。

观众:李教授,您好,我是来自理学院的一位同学。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在我们中国现实,富人阶层,包括哪些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而暂时贫困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职业又是什么?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就是若干年后,比如二三十年后,我们中国的贫人和富人阶层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构成,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描绘吗?谢谢。

李强:近些年,公众反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人富有了,什么人贫穷了,那么我们看,近些年来,中国总的来说,比较典型的富人层还是企业主阶层,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因为企业主总的来说他能够有比较大的运作能力。但是今天来,和外资、外企这方面有关的阶层,因为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偏低,国际的收入水平偏高,所以凡是和外资、外企的,相对来说就收入高一些,近年来,就是说一些新兴企业、新兴产业,和这个相接近的收入水平相对高一些,这里面是有个理论的,一般来说呢,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一些收入偏高的企业和一些收入相对比较低的企业,所以呢,在一个社会里,我们知道呢,它总是在那个社会中,它新生长点的那些企业,它相对来说,这个和资本的利润率有关系,就是说他获得的利润率高,他的收入就会高一些,当然,在这个前提下呢,一般我们不是说的,我们暂时不把腐败或者是违法的放在里面,因为把违法放在里面,他一般就不是按这个规律去走了。

那么,作为另一点,就是说什么是社会的相对来说比较收入偏低的或者穷人阶层呢?我们知道,中国首先是一个地域差异问题,中国首先的区域其实是发生在地域之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群体内、群体外,中国总的来看,它的西北、西南,西部地区,相对来说,它的生活水平偏低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特别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后来国家从80年代以来,就测定贫困县,这个大多数集中在那些西北、西南,特别是少数民族,这些地区是比例偏高的。那么这些就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有诸种原因,有历史的原因,环境的原因,有整个产业结构的原因,相对来说它收入低一些。就大范围讲呢,最近的几年来,我们反映的情况发现,相对来说呢,就是说还是农业,相对来说城乡差异是明显的,所以在城市多数的收入比较高的人还是在城市里面。那么在农村里面,相对来说呢,我们总的来说收入水平不高的要多一些,这个和农业政策也有关系,和补贴也有关系。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知道农产品的价格没有太大的提高,但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所以种粮就不挣钱,或者是农业就不能挣钱,所以相对来说,在这种初级产业里,农业里面它聚集的贫困人口就多一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中国2000万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是指农村地区的。

当然了,从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根据产业演进的水平,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产业演进都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现在又号称叫第四产业,信息产业、高知识产业,这个产业结构的演变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人们的职业和产业结构是一致的,当产业发展出了一种什么白领职业以后,白领的这种他们相对来说服务性产业之后,职业就集中到上面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兴产业,由于它掌握了一些生产的生长点,它由于扩散一些知识,它由于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超额利润,所以总的来说,他们占据的位置高一些。当然就是说,相对来说,像信息型的、高知识型的、高技术型的,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恐怕还都继续能够在产业领域中,比其他行业获利高一些,所以实际上他讲的是一个资本的利润率,就是凡是能够在资本利润率高的这种产业里,自然它的收入就要高一些。一个产业本身它有生命周期,一个产业你不要看它现在是挺兴旺的,但是它到了它产业的衰老时期,这个产业的衰老时期是非常快的。比如说钢铁,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了不得,如果要能在一个钢厂里面,那都是给人家批钢材指标的,那都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最近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钢厂,实际上它在工业产值的过程中,有点达到它的生长至少是中年,或者中老年时期,这样的话它产业就开始衰落了,产业衰落以后呢,随着产业的这些职业也就衰落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不算违法问题,如果只是讲一个产业规律的问题,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完全是非常吻合的。

观 众:我是会计学专业的学生,我想请问您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通过您的讲述呢,您主要是对中国的贫富阶层的发展沿革历史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请教您的是,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刚刚加入世贸,您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贫富差距各阶级的发展与变化的前景,做一下前瞻性的描述和阐释,谢谢您。

李 强:这位同学提的问题挺好的,实际上就是说国际的这样一种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就是说全球化以后,中国呢,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开放政策以后,它不可避免的受到整个国际格局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分化现象,显然是和这种国际的影响是在一块儿的,我们发现总的来看,高技术时代、高科技时代和这种高知识型经济到来以后,总的来看一个趋势,就是贫富氧化更剧烈了。但是它主要体现为,一个很小部分的人,他占有知识、占有技术,他和多数不占有的,或者是多数还没有来得及占有的人的差距之间拉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最近一些研究世界各国贫富差距的人士发现,贫富差距在世界格局的总的趋势下,贫富差距有所拉大。虽然呢,在很多国家里,它的福利制度、保障制度做得也不错,但是由于它企业在高技术下能够垄断高技术的人变少了,能够直接进入到这个群体和不进入到这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清楚,比如说在中国社会里,上网的人和不上网的人之间的差异性就非常明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甩掉的掉队的人更多了,所以这一点,倒是我觉得在是应该在将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尽量的使得被甩掉的人不要增加或者是减少,或者通过教育手段普及一些知识,这是一方面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关于加入世贸,加入世贸以后呢,总的来看,就是说中国的,实际上它讲的是一个贸易规则的全球化问题了,就是中国也准备用国际贸易的那些基本准则来运行中国的经济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对于中国的弱势群体打击恐怕就更大了。首先就是说,因为中国总的来看呢,我们特别是国企,我们一些传统企业,它的经营水平不高,所以这个差距,这些企业和国际的这种外资、外企、独资企业的差距就很明显拉大。当然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想法是这样,是说我用这样一个因素来刺激大家的经营行为,你不追上去的话,你就要淘汰,但是毕竟在激烈地竞争下,确实就会有一部分被淘汰,所以这是一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家比较担心的对农业的影响,我们知道入世以后,恐怕中国的农业,相对来说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更会减弱,因为我们总的来说农业的操作技术水平相对来说比国际上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农产品的价格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的话呢,也并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如果在这个竞争之下呢,农民的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恐怕也就更(大),它的问题就更突出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入世以后呢,相对来说大家更担心农民这个群体的收益就更会受到冲击,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当然,好的一方面是说呢,因为大家按统一的国际标准去操作了,那么相对来说,劳工的保护、劳动的保护、权益的保护会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所以呢,那些伤害体力劳动者利益、伤害普通工人利益的这种现象呢,会因为推进这种制度化的建设会有所减少。因为,一个企业的经营不像过去那样了,你可以随便付一个低薪制,那个时候对低薪是有要求的,对劳动者的医疗、保障会是有要求的,所以在这方面呢,也会加大了对那些企业主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会是有一点正向的影响作用。

主持人:在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例行公事,请您用一句话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通过中国的贫富差距您看到了什么?只能回答一句话。

李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追求公平和效率的平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简单的五个字任重而道远。谢谢您、谢谢大家。